墨家的未来

在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每一个学派都提出了自己解决天下大乱困局的路径。有些学派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则逐渐在历史的演变中边缘化。墨家无疑是其中逐渐边缘化的一个。

究其根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墨家提出的人人平等的思想不具有生长性吗？是墨家无法回应个体存在的问题吗？是墨家的政治体制不成熟，与时代格格不入吗？还是墨家整个结构不断偏向江湖化和帮派化，过度依赖个人，从而导致其不可靠呢？

人们常常认为，我们提出的猜想中最本质的原因，应该是墨家不符合时代要求。毕竟，你如何能劝说一个君主在那个时代奉行人人平等的原则呢？你又如何能让君主将首要任务变成教导人民践行兼爱呢？君主需要将精力集中在如何强国上，这在当时是生存的必要准则。

然而，如果这么说的话，道家和儒家同样不符合时代要求。世界从春秋时代过渡到战国时代，宋国的仁义大旗沦为笑柄，不正说明儒家所期望的恢复礼乐制度，也并非当时君主所渴求的吗？诸侯国不断修筑工程、发动战争，并借此成为强国，不正证明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在那个时代也不受君主青睐吗？因此，真正符合时代诉求的只有法家：通过快速而高效的手段提升综合国力，使推行这种制度的国家有能力一统天下。

但这并不否定儒家和道家在后世的影响力远超法家。而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墨家为何影响力逐渐边缘化，而不是它为何未能在当时战胜法家，成为时代的主流选择。

那么，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认为，所有猜测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两点：墨家提出的实现兼爱的路径不可靠，以及墨家的兼爱未能回应人类的关键追问。

让我们先探讨第一点。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墨家与基督教及现代民主宪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后两者中，人与人之间的兼爱和平等同样是核心思想。因此，即使可以说墨家的兼爱不符合当时君主的心意，也不意味着这一思想本身缺乏生命力或延展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应先考察墨家实现兼爱的路径。墨家寄希望于通过一种江湖化的帮派组织及其内部严格的上下结构，打造一个高效传播爱思想的群体。他们通过以身作则和实践行为，开展具体的反战行动，将这一思想推广开来。同时，墨家保留了“天志”作为最终依据。这看似是一个完备的体系，但正是由于其内部结构的神秘化和割裂化，代表“天志”的权力集中于“巨子”手中，过于依赖个人的品行保障。这显然是极其不可靠的。

反观基督教和现代民主宪政，它们在较为完善的形态中避免了这一问题。基督教通过一次次改革，打破了教会对上帝沟通和解释的垄断，过渡到“因信称义”，将信仰的沟通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而现代民主宪政则通过权力制约和透明机制，确保平等思想不依赖于某个人，而是依托一套成文且富有智慧的宪法与制度。

然而，这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基督教在其早期也曾出现解释权高度集中于个人的情况，因而同样存在巨大风险。这种风险确实存在，在教会掌控的时代，道德腐化的成员和主教曾对信仰构成重大挑战。那为何基督教仍能在历史上流传下来呢？

我们可以从方法上分析：基督教通过基督学校和传教士的方式，更好地实现了信仰的去中心化。因此，其对个人的依赖程度，或多或少低于墨家对巨子的依赖。但这种细微差别足以构成根本性的区别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我们必须回到教义本身。基督教的教义从诞生之初就较为完善，因为它为其提倡的兼爱提供了更深刻的思想依据。对墨家而言，兼爱被视为解救天下大乱局面的药方。然而，这始终是一种方法、一种策略，缺乏更高的神圣召唤力。尽管墨家将其与“天志”结合，但这种结合具有当下性和功利性。“天志”仅作为因果报应和惩罚的源泉，而未能体现超越性，也无法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

基督教则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基于对人类存在的解答：以上帝作为终极实体和人的价值来源，将兼爱绝对道德化。你爱他人，不是因为这能拯救世界，也不是因为他人可能会回报你，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神圣法则。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你自发受到感召，认为这是善的义务，并自发接受它。

因此，基督教与人性中最根本的善和超越性种子相呼应，其思想深度是墨家所不及的。人们在这种信仰中更容易激发价值感和超越的动力，这种思想也因此天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由此看来，墨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实践上的困难。当一种思想具有足够的感召力、超越性和价值性时，即便仅靠简单的口口相传和感化，也能发扬光大。基督教最初不正是如此传播的吗？墨家的真正问题在于：其学说核心并未直接解答人的存在之问。这一特点使其更容易贴近平民大众，却也更难从中孕育出新的生命力。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