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势”

“势”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词，因为它在法家思想中所描述的概念难以用其他任何词语替代。无论我们如何修饰它、给它组词，都很难精准地传达出这个单字所蕴含的丰富意蕴。

如果我们将其解读为“势力”，总觉得仅仅是在描述物质力量，未能捕捉到它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营造君主的神秘感而产生的特质。如果我们称之为“权势”，又似乎过于强调权力本身，而忽略了权力之外的其他因素。

总之，“势”展现的是君主控制和支配臣子的总体能力，也是君主治理整个朝廷所倚仗的关键属性。

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家对于君主与臣子关系的理解颇有些“黑帮”的味道：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老大”能够牢牢掌控人心，支配整个团体的成员，保证无人违抗他的命令。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通向更高“势”的路径，显然是法家思想早已清晰指明的：法律与权术。然而，有些法律和权术仅仅是在权力层面巩固君主的权威，例如确保他的权力不被其他官员分夺，确保有才能却不逾越权力范围的臣子掌握实权。这些当然至关重要，也是构成国家的主要部分，但显然并非最根本的。因为无论君主如何用权力武装自己，他的下属依然明白，他不过是一个占据优势地位的人罢了。

尽管达到这样的境界已属不易，但法家显然不会就此满足。为了让君主更稳固地获得权力并在臣子中树立“势”，法家的终极任务是找到某种方法，将君主显著地区别于其他所有人。

唯一可行的方式，便是增强君主的神秘感，让他的所有想法、目的以及思考过程的端倪完全不为外人所知。无人知晓君主何时会发怒，何时会动用他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无人清楚他究竟掌握了哪些信息，也无人明白他是真正掌控全局，还是能力也有其边界。正因这种对未知的恐惧，臣子与君主的地位差距愈发显著，甚至演变为天壤之别。君主逐渐成为一个近乎神的支配者，无人敢于怀疑他、违逆他，或试图揣摩他的意图。

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无论法家借助多少手段，也不可能完全阻挡臣子的私心。总会有人试图看透君主的意图和真实面目，甚至妄图操控君主。李斯与秦始皇之间旷日持久的博弈便是如此。

然而，这种博弈与儒家体制下的君臣博弈截然不同。儒家的君臣关系建立在开放意见的前提之上，也就是说，臣子向君主提出建议不仅是必要的职责，更是受到鼓励的行为。尽管双方之间也存在博弈，但这种博弈是在彼此共同认可的框架内进行的。

反观法家，君主追求的是一种无人能够反对他的状态，因为他认为任何异议都是祸乱的根源。而臣子则只能通过阴谋诡计，尽力绕过君主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且往往是为了满足私欲，甚至实现僭越。一旦这种斗争开始，便不会以双方达成共识或更好的方案而告终，而必然是一方彻底击败并消灭另一方。

因此，法家的体系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当你将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个君主之手，并放任他一意孤行时，国家如何能够维持长久的安定呢？

当然，这种权力集中的局面却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最为钟爱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实行儒家体制的历史中，君主——特别是雄才大略的君主——总是不断尝试掌控整个国家。这时，君臣关系稍有不慎便会演变为完全的控制，国家也因此逐渐丧失自我调整的能力。

正是这样一种路径，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不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