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治国

诸子百家所面对的时代难题是礼崩乐坏，因此他们思想的共同目标就是为这个时代寻找出路。

然而，不同的思想流派对“出路”的理解各有不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流派无疑是儒家和道家。儒家主张恢复周礼，推行仁政，即“以德治国”；道家则提倡“无为而治”、“自然而然”，也就是“以道治国”。

在历史上，对于“无为而治”的说法存在一定的误解。这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概念：人们常常认为老子的学说处处都是反社会、反文明的。在一些人看来，老子所想象的理想国度并非一个理性王国，也非一个各尊其位的德性大同世界，而是一个“小国寡民，鸡犬相闻”，没有机巧心诈的自然世界。这样的目标似乎与国家本身的目标——发展壮大，建立一个越来越紧密和谐的大共同体——有所违背。甚至可以说，作为共同体和制度存在的国家集体本身，就是老子批判的对象。

因此，既然老子批判国家，主张回归自然，那么“无为而治”似乎就意味着应该放弃人类建立的一切政治体系和文明结构，恢复到原始状态。

特别是一些老子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误解。例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统治者似乎应该关注人民的生理和自然需求，而不是去满足他们其他的欲望；在其他方面，要使人民保持“无知无欲”的状态。

这难道不是展现出一种非常极端的“回归自然”的理论吗？或者说，如果主张社会的价值仅仅在于照顾人的本能需求，那么这种理论真的能够为社会性的动物提供一条可行的出路吗？

显然，上述理解可能存在偏差。因为如果那真的是老子的全部观点，那么老子为何还要对国君讲话呢？事实上，《道德经》的全文正是与国君的对话。

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另一种方法来理解老子。或许可以从历史上一些被认为采纳了道家思想的著名案例中，找到一些线索。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文景之治”了。然而，在那段时间，整个国家是否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没有任何约束和管理的情况下自行运转呢？显然不是。史书所说的道家思想，不过是尽可能减少各种赋税和人为干预，不施行严刑峻法，以此让人民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逐渐形成对国家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并且慢慢休养生息，恢复国民经济，使社会安定下来。

这个过程仍然是需要统治者用心把握的。老子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治大国如烹小鲜”。任何“小鲜”都不会自己做好，因此，“无为而治”绝非什么都不做，而是像烹饪小鱼一样，要把握好火候和分寸，不能用猛火和过度的外力干预把鱼烧糊，但是小火慢炖的烹饪过程却是必不可少的。

为什么老子会秉持这样的观点呢？这显然与他对人性的假设有关。而老子的人性假设，确实与卢梭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都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不会发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暴力战争，而会在一种自然的道德和淳朴的影响下和谐共生。人们不会堕落到盗贼四起、流血冲突泛滥的境地。

所以，老子和卢梭都认为，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之恶，反而是人类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我们建立了严密的政府体制，精巧的私有经济，可恰恰是这些制度，使得人们的冲突心和占有欲日益增强。因此，最大限度地抑制这些制度的过度发展，才能逐渐彰显人固有的善良本性，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

因此，老子和儒家一样，也是崇尚古代的。但不同的是，儒家认为古代的人具有贤德，而道家则认为古代的人没有经历社会和文明的异化和侵害，因此还保有最纯真、依道而行的本性。

这种思路对于我们的班级自治有何启示呢？

我想，这其实恰好对应着我们目前长期缺失的部分：我们的制度的人工痕迹往往太重，看似是追求效率的策略，但实际上，有时我们过于强调民主对抗和绝对权利，这反而容易在整个班级中积淀起一种不和谐的氛围。或许在更多时候，我们也应该对这样的制度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像“烹小鲜”一样，小心控制“火候”，掌握好“无为”的度。